中比关系的“破冰之旅”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比中文化中心”和比利时国家电视一台最近连续播出了7部反映中比关系的影片，其中一部是伊丽莎白王太后1961年访华的纪录片，以记者采访这段历史的见证人爱莲娜男爵夫人的形式讲述了王太后访华的背景和过程。

我很想直接采访这位男爵夫人，但“比中文化中心”秘书长贝湖告诉我，爱莲娜大部分时间在意大利米兰同女儿住在一起，要找她恐怕不容易。几天后，我在采访“比中协会”副主席于娃莉女士时提到了这件事，当时她没说什么。但没想到她第二天就来电话说，男爵夫人目前正在比利时，她很愿意见我，并邀请我共进午餐。这真使我喜出望外。

9月10日，在“比中协会”勃莉吉特女士陪同下，我驱车前往男爵夫人居住的克诺克。克诺克是比利时的一个滨海小城，风景很美，离布鲁塞尔有100多公里。

在布鲁塞尔，我曾造访过另一位男爵夫人。那是一位30年代初从燕京大学毕业的中国人，现在有90岁了。她保养得很好，皮肤白皙，几乎没有什么皱纹，看上去也就60多岁。居家布置极其讲究，客厅里摆满了各式古董，墙上挂的画也是名家的原作。招待我吃的点心是一家著名糕饼店送来的，餐具都是银制品。在我去克诺克的路上，我想爱莲娜男爵夫人是欧洲人，各方面一定更加讲究。

爱莲娜在克诺克郊区有一幢花园别墅，花园很大，栽满了梨树和苹果树。花园的树墙外，只见蓝天白云下，十几头奶牛在吃草，好一派美丽的田园风光。

我们下车后没见到任何人，别墅的门都开着。勃莉吉特喊了好几声也没有任何回音，便直接带我进了别墅的大厅。整个大厅杂乱无章，墙上、地上到处是画，多数是人物肖像画，也有不少是速写和水彩画，还有一些雕塑作品。桌子上摆着一些工具，旁边一张3人沙发已相当陈旧。开始我以为是库房，勃莉吉特告诉我这里曾是男爵的画室。

说话间，门口进来一位驼背老太太。她满脸皱纹，头有点歪，右胳膊耷拉着，似乎已经残废，头戴一顶遮阳帽，穿的是一件破旧蓝毛衣和一条深蓝色条绒裤。说老实话，大街上要饭的穿的也比她强。勃莉吉特介绍说：“这就是爱莲娜男爵夫人。”我大吃一惊。眼前的这位男爵夫人同我在布鲁塞尔见过的那位男爵夫人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因为已到午饭时间，几句寒暄后，爱莲娜就请我们吃饭。一位名叫南希的女佣人已在厨房的桌上摆好几个盘子。一盘沙拉、一盘鸡肉串、一盘烤鸡腿，外加一盘土豆。爱莲娜说她吃得很少，自己冲了一杯速溶咖啡，就着几块勃莉吉特给她带去的中国产杏仁饼，算是一顿饭了。我草草吃了一串鸡肉和两个土豆，老太太也不问我吃饱没有，只是说：“这儿有一盘冰糖煮梨，是从花园的梨树上摘的，如果喜欢，可以尝尝。”总共半个多小时，一顿午餐就结束了。

爱莲娜这种近乎苛刻的俭朴使我怀疑她是不是已经破落。勃莉吉特大概看出我的惊奇，趁老太太接电话时对我说：“男爵夫人生活极其俭朴。我曾问过她是不是男爵死后生活有什么困难。她说，任何时候都不用担心一个大银行家的儿媳会缺钱花。”是啊，爱莲娜的丈夫阿拉男爵一生到处旅行，整天与画为伴，没挣下什么家业，但阿拉的父亲曾是比利时有名的大银行家，国王因此授与他男爵爵位。阿拉从父亲那里继承了爵位（爵位本身不带任何财富），同时还继承了一笔丰厚的遗产，绝对是一户殷实人家。

阿拉所以过着如此俭朴的生活完全是出于一种信念：给尚有温饱之忧的穷人提供帮助。二战期间，他参加了志愿医疗小组。1964年他又创立了一家基金会，专门接济非洲和拉美的穷人。阿拉夫妇把自己的大部分财富都花在了基金会活动上。勃莉吉特说他们是富有的穷人，真是一点不假。当我提出能否抽烟时，爱莲娜马上给我拿来一个搪瓷小碟，上面有阿拉写的一行字：“每天节省一顿饭帮助穷人”。

我终于明白了爱莲娜夫妇，他们实在是很高尚的人。现在，在西方从事慈善事业的人不少，其中，沽名钓誉者有之，寻求心理平衡者有之，真心实意者也有之，但像爱莲娜夫妇那样对自己如此苛刻而全心全意帮助穷人的实在为数不多。

爱莲娜本人并没有对我讲更多她是如何从事慈善事业的。她拿出五六本照相簿让我看，里面大都是她丈夫的画作照片。有桂林山水、长城和故宫，更多的则是儿童速写，当然，其中也不乏郭沫若、齐白石等中国文化名人的画像。爱莲娜说，这些都是他丈夫在中国旅行时画的，总共大约有300多幅。她现正在整理她丈夫作品的目录。

我采访爱莲娜的初衷是了解太后访华情况，但她滔滔不绝的话题总是她丈夫阿拉男爵。她说，1934年阿拉26岁时就去过中国。1957年他又带了一个比利时经济代表团访问中国。中国美丽的山水、古老的文化、纯朴的人民深深吸引和感动了他。他多次向伊丽莎白太后讲述其中国之行，太后就是在他的鼓动下决定访华的。

爱莲娜说，阿拉的父亲一心想让儿子继承父业，当银行家。但阿拉从小钟情绘画。他违背父愿，逃离学校去了苏格兰，与寒冷、疾病、孤独为伴，迫使父亲最后只好同意他去慕尼黑学画。二战期间，他来往于欧洲各国，积极参加各种和平运动。他是个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坚信各国人民之间需要的是互相了解而不是战争，并决心充当人民之间互相了解的桥梁。

继1934年、1957年两次访华后，1961年阿拉陪太后进行了他的第三次中国之行。此后，1963年他受郭沫若先生邀请到中国进修水墨画技艺。1966年他第五次访华，会见了陈毅等中国领导人。1978年他最后一次到中国，目的是去看看在“文革”中受迫害的他众多的艺术家朋友。作为一个画家，一个和平主义战士，一个推动中比关系的先驱者，阿拉有很深的中国情结。为纪念阿拉同中国人民的友谊，在阿拉逝世14年后的1995年，爱莲娜在比中协会和徐悲鸿纪念馆合作下，在北京举办了阿拉画展，主题是“我的信仰在中国”。

爱莲娜说，阿拉一生热爱和平，1981年在他离开人世之前，他向全世界发出这样的声音：“让爱护自己孩子的人也去爱其他人的孩子，而不是去轰炸他们！”

伊丽莎白王太后是比利时第三代国王阿尔贝一世的妻子，第五代国王博杜安和现国王阿尔贝二世的祖母。她1961年访华时已是85岁高龄。

王太后同阿拉一家私交甚笃。听了阿拉对中国之行的描述后，太后决定亲自访问中国。当时，中比两国还没有建交，社会党政府坚决反对太后作中国之行。根据惯例，王室人员出访是需要政府同意的。斯巴克首相向太后解释了政府的立场，太后平静地说：“我理解你的意思，不过我还是要去。”

在中国驻荷兰外交官谢力的帮助下，阿拉很快做好了太后访华的必要准备。1961年9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2周年前夕，太后带着女儿玛丽·约瑟女王和阿拉夫妇及少量随行人员终于来到了中国。

在整整三周中，太后一行从北京到上海，从杭州到桂林，一路风尘仆仆，参观工厂、学校、人民公社、少年宫、展览会，同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当时中国正处于困难时期，但神州大地的锦锈山河仍然不失其光彩，正与困难作艰苦斗争的中国人民照样热情友好。太后为大江南北的山山水水所陶醉，更为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精神所感动。

10月1日，太后应邀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观礼，同毛主席亲切会面。周恩来总理也会见了太后一行。太后还先后同外交部长陈毅、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全国妇联主席蔡畅及何香凝等见面交谈。通过和中国领导人及普通老百姓的接触，太后感受到一个伟大东方民族的巨大力量。

我很想知道太后访华的一些细节，但爱莲娜毕竟是88岁的老人了，很多情况已记不太清楚。当我问她太后同毛主席会面的情况。她说：“很遗憾，那一天太后的女儿感冒，我只好陪着她。这是我唯一没有参加的一次重要会见。”太后同周总理见面时，爱莲娜在场。但她说，那是一次正式的会见，具体谈些什么已记不清了。她只记得，在参加正式宴会时，太后旁边一张椅子上坐着一个瘦小的老头，后来才知道他曾是中国的皇帝。

爱莲娜反复向我表示谦意：“我大概很使你失望，没有满足你的要求，反倒谈了不少我丈夫的事。”她说，陪太后访华对她来说已成为美好的回忆。她记得很清楚的是，太后回到布鲁塞尔时，机场上聚集了许多记者，但政府派人把汽车直接开到了飞机舷梯边，太后一下飞机就被接走了。政府的意图很明显，就是不让太后接触记者。太后当时不便说什么，回到王宫后，就给阿拉打电话，让他马上把记者召集到王宫。在王宫，太后向记者发表了一项声明，说中国之行是她经历的一次最美好的旅行，她对中国邀请她去访问并使她有机会生活在中国人民之中表示感谢。她被中国的风景和历史所吸引，为在中国受到的热情款待而感动，特别是对中国人民对自己领导人的那种信任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她对中国人民特别是毛泽东主席的智慧表示敬意，祝愿中国能很快实现统一。她告诉记者，她会见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他们都是可爱的人。她强调她的中国之行拉近了比中两国人民的距离，希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不断加强。

毫无疑问，伊丽莎白王太后是个有政治远见的人。在她访华10年后的1971年10月，中比两国终于正式建交。建交后，两国在政治、经贸、文化和科技等各个领域的合作关系均有很大发展。博杜安国王和王后，廷德曼斯、马尔滕斯、德阿纳三任首相，阿尔贝亲王（现阿尔贝二世国王），以及众院和参院议长都访问过中国。中国国家主席、政府总理、政协主席也都访问过比利时。中比两国合资的杨森制药厂和贝尔电话公司多年来一直是合资企业的佼佼者。